Félix Vallotton
披頭四（The Beatles）的專輯《佩珀中士的寂寞芳心俱樂部樂隊》（Sgt. Pepper’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）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徵——那是一個將迷幻文化推向主流的年代。人人都想進入〈鑽石天空中的露西〉（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）的世界，於是藥物前所未有地滲入藝術文化之中。不過，當然，藥物對文化的影響早在 1960 年代之前便已存在。
薩爾瓦多・達利（Salvador Dalí）曾有一句廣為人知的話：「我不吸毒，我就是毒品。」這並不是一句反毒宣傳，而更像是一種自我頌揚。他某種程度上是在宣稱，他的作品本身就能引發如同藥物所帶來的異樣感知狀態。今日作品中所描繪的頹廢派作家夏爾・波特萊爾（Charles Baudelaire），則在其著作《人造天堂》（Les Paradis Artificiels）中探討藥物如何可能幫助人類建構一個理想世界。
其他思想家與藝術家也意識到藥物的力量。弗里德里希・尼采（Friedrich Nietzsche）曾以鴉片治療偏頭痛與噁心，學界至今仍在討論這是否對其思想有所影響。尚－保羅・沙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則注射麥斯卡林（mescaline），試圖更深入理解意識——結果接連數週陷入偏執，甚至以為自己被巨大的龍蝦追逐！而在法國波希米亞文化中，苦艾酒（absinthe）極為盛行：埃德加・德加（Edgar Degas）、保羅・高更（Paul Gauguin）、文森・梵谷（Vincent van Gogh）、亨利・德・土魯斯－羅特列克（Henri de Toulouse-Lautrec）、波特萊爾等人都曾將其視為靈感來源。
甚至連柏拉圖（Plato）也曾參與古希臘的厄琉息斯秘儀（Eleusinian Mysteries）——一種神祕宗教儀式，參與者會飲用一種名為「基刻翁」（kykeon）的致幻飲品。柏拉圖在談及這段經歷時寫道：「作為入會者，我們得以目睹那些完美、純粹、寧靜且喜悅的幻象；在純淨的光中，我們自身亦是純粹的，不再被我們隨身攜帶、稱為身體的這個囚籠所束縛。」這或許正是心靈與身體二元論的源頭——這一觀念後來從基督教到笛卡兒（René Descartes）「我思故我在」的論述中反覆出現。致幻劑與麻醉品在歷史上的普遍存在，甚至讓人不禁懷疑：藥物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西方哲學的基石？
諾曼・奧勒（Norman Ohler）的著作《全面迷醉》（Der Totale Rausch）探討了納粹德國時期對藥物的廣泛使用，其中甲基安非他命的濫用尤為驚人。當時名為「派維汀」（Pervitin）的甲基安非他命被家庭主婦與工人普遍使用，以支撐日常生活，而且可以在無需處方的情況下購得。1925 至 1930 年間，僅德國一國就生產了全球 40% 的嗎啡。
那麼，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各種藥物又該如何看待呢？或許並非人人都沉迷於可卡因，但抗憂鬱藥、酒精與咖啡因呢？為何這些物質在社會上被廣泛接受，而其他較輕的藥物卻遭到排斥？
我自己其實有一種帶點偏鋒的好奇心，雖然也清楚實踐起來將會十分危險：如果允許運動員使用增強表現的藥物來參賽，我們是否能看到人體（即便是「人工」加持下）究竟可以達到怎樣的極限？當然，這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，但這個問題，確實令人忍不住思考……
— 阿圖爾‧德烏斯‧迪奧尼西奧（Artur Deus Dionisio）